从校办厂到中小企业板第一股
发布时间: 2011-10-11        

创办企业是逼出来的,这是创新的开始;

成功开发乙氧甲叉,这是第二次创新;

成功开发主环和异植物醇,攻破两个国家五年计划没有解决的难题,改变中国人吃维生素依靠进口的历史,这是第三次创新;

连续进行企业体制改革,最终成功上市,这是第四次创新;

这个不断创新的企业叫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如今,全球维生素行业都知道这家实力雄厚的高新技术企业。但许多人也许根本想不到,这家闻名全球的企业的前身,竟是一个本来是想考研的大学生创办的民营企业。

学校穷极求变,书生被逼下海

地处偏僻山区的浙江省新昌县大市聚职业中学是一个穷地方的穷学校。每当学期结束,学校给三好学生发的奖品就是一个难题,老师们只能靠平时养几只长毛兔、种点茶叶换来的钱买来非常便宜的笔记本作为奖品。寒暑假期间,留在学校护校的老师领到的补贴就是一双价值5元钱的解放牌胶鞋。1982年,胡柏藩从绍兴示范专科学校(现在的绍兴文理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这样一个学校,异常失落,考研成了他走出山沟、实现梦想的唯一出路。

穷极求变。学校决定要办一个校办企业,以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学校的这个决定一经公布立即得到所有老师(全校一共就8名老师)的支持。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校长希望由一名老师牵头来办企业,可是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些老师对办企业、下海经商一窍不通。胡柏藩回忆说:“后来校长找到我,让我来负责这件事,我也一样,实在是不想干。校长给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将近1年。”

1988年11月10日,是研究生考试报名截止的日期。胡柏藩还是一心想走这条路。可是在校长和老师极力地劝说和挽留下,面子上实在是过不去了,胡柏藩就跟校长提了一个条件:“办厂的事我接下来,如果能办起来,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要帮我到教育局去说说情,给我争取一个考研的名额。”

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对国有企业情有独钟。而在人们的思想中,校办企业跟乡镇企业差不多。但是学校的老师非常支持。他们虽然自己不富裕,更没有很多钱,但出于对胡柏藩的信任,纷纷找亲戚朋友借,每人筹集5000元。胡柏藩回忆说:“有一位老师,到我都准备出去办厂时,又给我送来了500元。就是老师们这份信任让我也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把这件事干好。”

可学校里一共就那么几个老师,凑来凑趣只凑了5万元,而粗粗估算,当时要办一个最简单的企业,至少需要10万元。大市聚职业中学找到了城关中学,各出5万,一起办厂。许多人开玩笑说,从一开始,这个校办厂就是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

钱有了,可对一个一直在山沟沟里教学、一心想考研的书生来说,要到城里去办厂,经验方面是空白的,手上没有产品,没有厂房,没有帮手。一个字“难”,难于上青天。拿营业执照就费了一番周折。胡柏藩回忆说:“当时我对办厂完全不懂,办营业执照,我愣头愣脑地跑到工商局,结果被告知,办营业执照应该到工商署;到工商署后,人家又问,你办什么企业?在哪里办?我把初步设想告诉他,工作人员说,办化工企业,你两手空空到我这儿来是不行的,必须要有计经委的审批;到了计经委我又才知道,办化工企业要提交一份科研报告,还需要到银行开一个账户。就这样,我走了一个倒序的程序,一点一点地问,现学现用,才一步步把企业办起来了。拿到营业执照,一共敲了40多个印章,在不同的政府部门间跑了很多个来回,工作人员家都认识我了,觉得我很幼稚,但又很认真。”

1988年11月,新昌县有机化工厂成立了。



从酒精到乙氧甲叉,乌鸡变成凤凰

资金有限,刚开始只能做最简单的产品。当时,酒精的需求量很大,几乎每个企业都要用酒精。并且由于当时的工业还很不发达,因此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很缺乏,企业生产中的下脚料都随意倒掉了。很多下脚料中就含有工业酒精。作为一个长年钻研化学的老师,胡柏藩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只要经过简单的蒸馏,就能回收这些下脚料中的酒精,只是比在学校做实验用的装置大一点而已。因此,他几乎不花成本地去收集到了这些企业抛弃的下脚料,回来加工,就这样办起了一个酒精厂。1989年4月8日,产出了第一批工业酒精产品。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周边企业回收的原料不够了,他就到杭州、上海的一些企业去收集。1989年是这个校办企业的幸运年,新昌县有机化工厂成功卖出了第一步。这一年,酒精的产值超过40多万元,利润达到10万元。也就是说,一年,就把成本全捞了回来。

当时胡柏藩并没有把钱直接还给老师们,因为企业要发展还需要这些资金。胡柏藩开始寻找可做新产品。上海第二制药厂是他回收下脚料的企业之一。第一次到药厂的时候胡柏藩看傻了眼,跟自己的酒精厂相比,药厂实在是太大了,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药厂一位车间主任告诉他,药厂的一些产品每吨能卖10万元、50万元,甚至最高达到200万元。虽说酒精厂第1年赚了10万,但1年的产值也就40多万,跟药厂1吨产品就值200万相比,实在是太渺小了。怎么会有附加值这么高的产品!看来,要发展,一定要开发新产品。

在寻找新产品的过程中,胡柏藩发现,我国生产抗菌素止泻药氟哌酸的中间体--乙氧甲叉一直依赖从德国的老牌制药企业进口,每进口一吨就要花费10多万元。因此止泻药的价格也一直居高不下,每盒10元左右,普通老百姓很难承受。经过认真研究后,胡柏藩发现乙氧甲叉的结构其实比较简单,技术也并不复杂,经过一步化学反应就能制得。只是由于是一个新产品,还没有人对它做过研究,大型制药厂也没有做过研究。

胡柏藩回忆说:“为了保险起见,我跑到制药厂去问,如果我把乙氧甲叉做出来,你们要不要?药厂的回应是,只要你有本事做出来,全要。当时还跟我签订了一个意向协议,产品要达到什么标准,药厂以什么价格收购。”胡柏藩一看,销路没有问题,回去就又筹集资金,投入了乙氧甲叉的研制。花了短短6个月的时间,1991年1月,乙氧甲叉便开发成功了。

但这个过程充满艰辛。胡柏藩回忆说:“研制乙氧甲叉小试工作落在胡柏剡(胡柏藩的弟弟)老师的肩上。那时没有实验室,是借用其他单位的。为了不影响别人的工作,只能夜里去做实验。有时候去晚了,实验室大门已经关了,只能爬墙进去。没有测试仪器,得请别人做测试。有时取出样品已经是半夜了,为了不耽误时间,冒着刺骨的寒风,顶着雨雪连夜送到药厂去做测试……这样的事,已经记不清发生过多少回了。”

可是开发成功后的销售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一帆风顺。当胡柏藩把产品样品送到药厂后,药厂的人先是一惊,然后就是怀疑和拒绝:“你们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管不管用啊?”一盆凉水浇了个透心凉。这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如果产品无法打开销路,60万的投资就打了水漂,也许这个刚刚出道的校办厂就此终结了。抓住一切机会打开销路是胡柏藩唯一可以做的挣扎。在参加杭州一个原料药会议上,胡柏藩把样品带到会场,在一家参展单位旁边借用一块地方,把样品摆上。会议期间也是无人问津。就在会议结束那天,一个香港客户看到了这个产品,眼前一亮:中国大陆也有乙氧甲叉这个产品?港商随后考察了简陋的新昌县有机化工厂,把样品拿到上海的检测机构进行分析测试,发现产品指标远远好于德国的产品。港商马上下单,接受了这个小企业的产品。“新昌县有机化工厂的产品都符合出口标准了”,国内的药厂闻讯后,纷纷过来购买产品。一下子,这个校办企业的产品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这一年,新昌化工厂的产值超过了1000万,利润达到60多万,先期投资又一次快速回笼。

乙氧甲叉也成为新昌县有机化工厂完成的第一个国家级新产品。通过不断地在原有工艺上推陈出新,如今每吨乙氧甲叉的销售价格已经降到了4万元/吨,新和成也成为该产品世界第一大的生产企业,把产品卖回了德国等老牌生产国家。

在填补国内空白、打入国际市场的同时,新昌县有机化工厂也从作坊式的校办厂跨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行列。

1991年6月,新昌县有机化工厂更名为新昌县合成化工厂。9月,首次征用了32.8亩土地,建成自己第一个正规生产车间(今A厂区),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业。

从主环到异植物醇,改写进口历史

尝到甜头的胡柏藩更加坚定了走不断创新、开发高附加值新产品的路子。这时,又一个国内完全依赖进口的产品引起了胡柏藩的关注,维生素E。当时,国际维生素市场已经被罗氏公司、帝斯曼、巴斯夫等国际大公司掌控了上百年,其中合成维E的两个中间体原料——三甲基氢醌(主环)和异植物醇的生产技术正是他们掌控全球维生素市场命门的绝技。“如果能把这两个产品拿下,企业将会真正来一次一鸣惊人。”胡柏藩暗下决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主环的生产技术终于被攻克了,并成功生产出产品。但是打开市场大门又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由于这是一个被国外公司垄断了太久的市场,人们难以相信,凭一个明不见经传的民营小企业,怎么能够开发出可以替代进口的国产货来呢。任凭销售员磨破嘴皮,没有客户肯松口接纳。为了打开市场,胡柏藩亲自上阵,费尽周折找到找到上海第二制药厂总经理副手(?)竺宜范,开门见山地说:“进口主环的标准要改,熔点168℃-169℃应改成169℃-171℃。”竺宜范吃了一惊,重新打量了一下这个满身书卷气的年轻人,心想:看来是个内行,不是骗子。胡柏藩自顾自地说下去:“我们产品的含量比进口产品还要高……”竺宜范早忘了“只给这个年轻人2分钟”的约定,谈完后,他立即表示要派专人去新昌考察。考察结果与样品完全一致,竺宜范亲自到新昌订货,还对胡柏藩说:“当初我真是不敢相信,还以为你拿进口样品来骗我们呢!”

打开上海第二制药厂的大门后,新昌县合成化工厂能生产主环的消息不胫而走,北京第二制药厂、北京制药厂……国内厂家纷纷前来订货。不久后,德国汉姆公司又成为第一个国外客户,并且一下子就是14吨的购货订单。主环的成功开发,使新昌县合成化工厂的产值跃上了超过亿元的台阶。1994年12月,600吨/年维生素E主环科技开发项目被国家科委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这成为企业实施的第一只火炬计划项目。

这时候,新昌县合成化工厂的开发实力已经征服了业内。在下了购买主环产品的订单后,汉姆公司提出还要购买合成维生素E的另一个中间体原料——异植物醇,而此时这种新产品还处于技术攻关阶段。汉姆公司从德国发来指令,可以进行补偿贸易,先付钱,后交货,汉姆公司预付了1000万元。但是,(新合成没有要它的钱?)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梁恩民回忆说:“本来世界范围内的维生素E市场是由罗氏、帝斯曼、巴斯夫等几个垄断企业分食的,忽然发现又有新成员在这块蛋糕上动手。查来查去,终于发现,是中国浙江的一家企业。后来就找到我们,想尽办法想把我们收购掉。我们了解到,在此之前,上海一家制药厂被外国公司收购后,自己的主打产品就停产了,慢慢地就倒闭了。前车之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拒绝了这些收购要求。”

主环和异植物醇的开发成功,实现了我国维生素E从基础原料到工业化一条龙生产的梦想,改写了中国人吃维生素E依赖进口的历史。不仅如此,伴随着维生素E的大规模开发生产和全球销售网络的建立,美国、巴西、法国、德国、日本、印度……相继成为新和成的销售目的地,新和成的名字也传遍美洲、欧洲、亚洲,在全球维生素E总销售量中,新和成一家就占了25%。

2000年4月24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新和成考察时说:“在这山沟沟里,看到这么大一个现代化企业,这么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老总,了不起,很不简单,而且企业的科技含量很高,特别是灵活的科研机构,值得我们学习。”

在  与多位前来考察的科学家交流中,胡柏藩才得知:维生素E是国家科技部门连续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还没有完成的项目。

从民间到上市,改制增添动力

经历风雨似乎是成功企业永恒的命运。1999年,国际维生素市场上的一次地震也差点把企业震垮。

梁恩民回忆说:“很短的时间内,维生素E的价格从每吨40多万元,直线回落到不到8万元。每吨产品的利润只剩下1000多元,甚至几百元,到2007年,一度降到企业的亏损点。当时维生素E刚刚成为我们的主要产品,就像是正准备大口吃肉喝汤的时候,碗被端走了。这时候企业面临着被淘汰还是顶住的生死抉择。我们选择了坚持,通过内部挖潜,工艺技术的改造,降低能耗,精细化管理,最大程度地压缩企业生产和运营成本。”

胡柏藩对这段历史也深有感触:“能够度过这段艰难岁月,企业先期成功改制成为关键中的关键。”1994年,新昌县合成化工厂在浙江省校办企业中率先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通过改制将企业的利益和风险与广大干部员工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1998年,企业又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改革,从股份合作制改成股份有限公司。胡柏藩说:“以前的股份合作制,虽说大家都有主人翁思想,所有人都有份,但实际上什么也落实不了。这一次改完后,从不同部门到每个人,责、权、利都非常明确。”

1998年,资本市场酝酿推出创业板,许多专家就建议新和成这么好的一个企业,应该到创业板去上市,不仅可以融到更多的发展资金,也可以扩大企业的影响力。胡柏藩回忆说:“在经过多方了解后,我觉得上市不仅可以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还可以使企业更规范,这对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就这样,新和成走上了上市之路。1999年12月,新和成通过了中科院及科技部的“关于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申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双高认证,是最早一批备战创业板的公司之一。

1999年5月12日,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但创业板迟迟未能推出,新和成随即转向主板中小企业板块上市。但由于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未满3年,到2002年10月才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发行材料。令人意外的是,2004年5月,在中小板正式推出的时候,新和成成为中小企业板发行的第一股,股票代码002001。

胡柏藩说:“成为“中小企业板第一股”完全是一个巧合,但从公司十几年的成长过程看,新和成确实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稳定期很长,公司规模和产值每年都有非常大幅度的增长,无愧于这个称号。”2005年8月,新和成又成为全国第二批全国流通股改试点企业。

上市以后,企业的融资多了一条更宽广、更便捷的渠道。有雄厚的资金的作后盾,在维生素产品价格大幅下落的时候,新和成有实力、充满信心地选择了坚持,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

1999年4月,投资数亿元的新和成工业园区在新昌县城关塔山兴建;2003年5月,投资18亿元的新和成科技产业园落户杭州湾精细化工园;2005年9月,新和成梅渚新区启动建设;2008年3月,投资10.6亿元的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在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开工建设……

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和成将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一起发展,一起奔向未来美好的明天。(摘自中国化工报,记者:马守贵)